中国的真正的难民签证的申请人往往有不改拥有的羞耻感，反而是啥也不是的乱来的难民签证的申请人，申请难民签证的时候毫无顾忌。
最近我们有一个签证快到期的LGBT申请人，按照她的条件是完全可以申请难民庇护的。但是她选择去做自雇雇主担保这条最难走的路。 目前的core sol 虽然上面有很多职位都可以做雇主担保，申请186的自雇担保也没有明确的482 一样的cavet， 比如她是开一个小亚洲超市的，但是这种理论上可行的东西，属于retail manager 这个职位。但是理论上可行的东西，在实践中未必能达成。 主要风险包括
1 客户目前还没有3年的工作经验，还需要时间积累。目前过于宽松的186 担保渠道，很可能会给移民局放上cavet， 做出各种新的限制。
2 就算没有明文限制，我认为移民局也会在处理中提高审核标准，特别是对于labour market test, 和职位真实性， 所以我认为拒签率应该也不低。
相比于通过她的LGBT status, 来申请PV难民庇护，搞雇主担保是一条更难走，费用更高和时间更长的路。符合难民条件的申请人，很多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虽然受到了迫害，往往还认为原因在自己身上，认为申请难民就是给国家抹黑，申请人的这种态度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特别是中国的客户， 接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集体荣誉感这个概念深深的嵌入了申请人的脑海里。如果奴隶有集体主义观念，对于奴隶主来说是一家最好的事情，方便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给大家拼命灌输这个观念，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有害直击的观念。让你顾全大局，那么你肯定不在大局中。但是澳大利亚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Drake v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Ethnic Affairs (1979) 2 ALD 634, [1979] AATA 179. Sir Gerard Brennan stated:
The limits of relevancy can scarcely be defined in advance of particular cases, and factors which are of central importance in one case may be of marginal importance in another. The range of relevant factors cannot be confined by defining Australia’s interests in terms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excluding the applicant and others affected by a deportation order. Australia’s interests extend to an interest in them, for a nation’s interests are involved when its government exercises coercive powers to affect individuals.
澳洲的观念是个人的利益就是很重要的集体利益的一部分。